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医院的病房里,周恩来总理的心脏监护仪上划出了一条直线。到了这时候,守护在周恩来总理旁边的工作人员,才确定了一件事: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扑到周总理的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随后,用哆嗦的双手,摸着周总理的面颊,最后用嘴亲吻着周总理的额头,撕心裂肺地说:“恩来!恩来!你走了……”
随后,在大家的劝慰下,的情绪才稍微转好了一点。紧接着,护士走过来,将一块洁白的床单盖在周总理身上。紧接着,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下,难分难舍地离开了丈夫周恩来的床边。
在外面,被扶到靠门的一个沙发上坐了下来。期间,尽力克制着自己悲痛的情感,流着泪向医护人员表示了感谢。
很快,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们来到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最先来到医院的,是和。紧接着,其他的一些领导同志,也陆续来到医院,向周恩来总理告别。
在大家向表示慰问后,也最后一个来到医院。进了医院的走廊,便横冲直撞,一边走,一边大喊:“大姐在哪里?大姐在哪里……”
听到的呼喊声后,挪着疲惫的身躯,从沙发上吃力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
看到时,不顾的身体虚弱,直接扑上去,抱住了的身体,嘴里说了一些什么,旁边的人一句也听不清楚。
这样的情景,让在场的人都非常反感。有些年轻一些的护士,实在看不下去,在走后,撇着嘴说:“邓大姐能到哪里去?你以为都是你呀!”
自从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后,便经常在医院侍候,未曾有一日不来看望的。这一点,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有目共睹,大家都对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感觉到很羡慕和敬佩,只要看到大姐来医院,便笑着和她打招呼,然后将时间交给和周恩来总理夫妻二人,让她们独处。
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变得更重了。从那以后,每天都回家很晚。有时候,刚回到家里,医院便打来电话,让赶紧去医院。对此,没有一点怨言,将刚刚脱下来的衣服穿上,赶紧走出门去,直奔医院。对于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赵炜回忆说:
“那一年,周总理住院以后,我就不回家住了,经过组织同意,正在上学的女儿接回来后,也住在西花厅。我告诉女儿,你如果醒来,夜里发现妈妈不在的话,不要找,妈妈是陪奶奶去医院看周爷爷了。自从周总理做过第四次手术后,西花厅的空气就变得凝重紧张起来,因为邓大姐每天要去医院,很多工作人员都住在西花厅,连司机也不能回家。”
1月5日,医生为周恩来总理又做了一次大手术。这是周恩来总理住院后19个月以来,第六次进行大的手术,也是周恩来总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术。
当天,为了陪伴丈夫,全天都等在医院里,一直到周恩来总理的手术做完,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后,才在大家的劝说下,离开了医院。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了。
在家里,刚刚脱下外套坐在沙发上,还没喘口气,医院的电话便打了过来,要她赶紧到医院去。据赵炜回忆说:
“医院这次的电话是告急的。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周总理在世的时间,可能不长了。”
挂断电话后,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将外套穿好,强行将精神抖擞起来,前往医院,去照顾丈夫。
望着疲惫的背影,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非常心疼,对说:“大姐,您歇一会儿吧,有什么样的事情,叫我们就可以了!”看着医护人员真诚的眼神,非常感激,说:“大姐谢谢你们了!可是,总理离不开我,我在跟前,总理会安心一些!”
后来,周恩来总理对守护在他身边的医生说:“我的病就这样了,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家,回那里再治疗……唉,出来两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医生感觉到很难过,劝他说还是要好好治疗,不要想太多。就这样,周恩来总理便不再提回家的事情了。这是因为,周恩来总理一向严于律己,了解这一个事情会让医务人员为难,便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后来,每天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一天又一天地精心照顾着丈夫。对于最近一段时间,赵炜回忆说:
“那些日子,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心中始终忐忑不安,电话铃一响,就怕是医院来的。平时别人一提起医院,我的心就突突地跳得厉害,我害怕听到电话那边说出“总理病危”的字眼。”
1月7日,周恩来总理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经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和护理人员都日夜守护在病房里,随时准备抢救。对此,感觉到很担忧,但还是在医生的劝说下,回到家里休息。
到了深夜11时,周恩来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睁开双眼后便看到了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于是,周恩来总理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吴阶平大夫感觉到很难过。想到都这种时候了,总理还在为他人着想,吴阶平不禁流出了眼泪。
说完后,周恩来总理一直睁着眼睛,看着门口的方向,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看到周恩来总理这样,值班医生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该不会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值班医生说完后,周恩来总理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没事。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总理一定是离不开大姐,想要看到她。
然而,想到这些天来,一直陪在医院,身体已经没办法再支撑下去了,工作人员便没有给打电线点,周恩来总理也没有睡着,一直睁着眼睛,看着身边的人和物。
对此,在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树迎和高振普等人还以为总理的病情好转了,都替他感到高兴。然而,医生们却紧锁眉头,没有一点欢喜的情绪。
这天夜里,因为没有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才在家里待了元旦后唯一的一整个夜晚。
1月8日早上,醒来后,感到身体非常乏累,便要赵炜打电话给医院,询问周恩来总理的情况。
”听到周恩来总理的情况还不错,赵炜便说:“邓大姐说今天上午不去了,等总理找时再过去。”
挂断电话后,赵炜将周恩来总理的情况向复述了一遍。听了赵炜的话,放心了不少。
随后,医生走进周恩来总理的病房,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未曾发现异常变化,又来到病床前,看到周恩来总理安静地仰卧在床上,闭着眼睛,脸色灰暗,口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大约每分钟30多次,脉搏虽然有90多次,但细弱无力。
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医生判断周恩来总理的情况不太好,便将他的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不久后,周恩来总理的主治医生吴阶平等人也来到周恩来总理的身边。
紧接着,医生来到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对他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获得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后,医生赶紧开始抢救,但却没有吸出多少痰液。与此同时,高振普给的家里打了电话。在电话里,高振普焦急地说:“快!快!快来,情况不好,马上来!”
在快到医院的时候,赵炜觉得应该让大姐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便说:“小高讲了,情况不太好。”听了赵炜的话,紧咬着双唇没有说话。
在来到走廊的时候,两边已经站满了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此时,整个病房都变样了,平时放的东西全部被撤掉,病床旁全是抢救用具,医生在那里尽力进行抢救。
此时,周恩来总理的心电示波仪上的曲线,最后心跳曲线拉成一条直线,一下也不跳动了,脉搏也停止了。
紧接着,医生对周恩来总理进行了10多分钟的抢救。这时,吴阶平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说:“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都撤掉。”
里面的声音,让感到绝望,清楚自己来迟了。走进病房后,一下子扑到丈夫的遗体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紧接着,用哆嗦的双手摸着周总理的面颊,最后用嘴亲吻着周总理的额头,哭得非常伤心,大声喊:“恩来!恩来!你走了……”
从的哭喊声中,在场的人都听出了真挚的感情,是那样的浓烈,那样的让人撕心裂肺……
1919年,在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和周恩来相识。1920年10月,周恩来离开天津,前往上海准备到法国去留学,寻找救国的道路。
想到欧洲天气严寒,担心周恩来无法适应,便亲手赶织了一件毛衣。告别的时候,将毛衣亲手交到周恩来的手中。在那件毛衣里,周恩来看到了一行小字:“
”摸着送过来的毛衣,周恩来说:“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
1923年,收到来自法国巴黎的信。看着熟悉的字迹,感觉到很温暖。在信封里,是一张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的明信片,上面,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
看着明信片,的心里非常甜蜜。将明信片翻过来后,看到了周恩来写给自己的一句话:
这句话,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让感到热血沸腾。此刻,她能体会到周恩来传过来的革命的热情……
平静下来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就建立一个进步妇女组织,向周恩来征求意见,并含蓄地问:“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不久后,便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说非常赞同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此外,还看到了周恩来对自己倾诉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于是,又写了一封回信,说:“
“他有一次给我一封信,突然地提出来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关系,他非常地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但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在我小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说,现在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母亲是这样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够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
1925年8月8日,和周恩来在广州结为夫妻,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一年,21岁,周恩来27岁。从此,两人不离不弃,相濡以沫,为了共同的理想,一生相伴。
结婚那天,匆匆从天津赶到广州与周恩来拍了《结婚照》,并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婚之夜……
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便因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而离开了爱妻的身边。对此,没有一点怨言。她说:“和爱的人走到哪,哪里都是家。”
1926年8月8日,和周恩来在广东汕头,过了第一个结婚纪念日。1935年10月,周恩来和走完了艰难卓绝的长征,在陕北瓦窑堡留下了一张憔悴的合影。
1938年,在武汉,和周恩来在荷兰进步友人伊文思赠送给八路军的电影机前,留影一张,记录了她们美好的爱情。
1939年5月,在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门前,和周恩来留下了一张记录历史的照片。
7月10日,毛主席接到两个请柬:一个是延安马列学院的,一个是中央党校的。这两张请柬,都是邀请毛主席前去作报告的。
于是,毛主席将周恩来请到自己的窑洞里,说:“恩来,你从大后方回来,外边的形势大家都想知道, 你就帮我去一处吧。”对此,周恩来表示同意。就在周恩来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一旁的说:“让我也去听听。”
在过延河时,周恩来骑着马走在前面,骑着马跟在后面。过河后,突然心血来潮,两脚一夹,对着马儿的就抽了一鞭。没想到,就是这一鞭子,马儿受了惊,奔跑起来。
看到的马跑了出去,周恩来骑的马也跑了起来。在奔跑的时候,马蹄声惊动了附近人家的一条狗,狂叫着迎面跑了过来。
此时,惊慌失措的将马缰绳猛地一勒,拐进田间小道。这时,周恩来骑得马也跑了过来。眼看就要撞上的马,周恩来一个急拐弯,马儿恰好跑到一个刨过树根的大土坑里。
紧接着,周恩来从马背上摔下来。由于担心头撞到地上的石头,周恩来将手伸出来准备撑在地上,结果就折断了右臂。
事后,有人问坠马原因,周恩来为了掩护,便说自己不小心落下了马,可能是这一年多来没骑马,生疏了。这件事情,直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才被世人知晓。
由于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不好,周恩来的肘部恢复得不好,不能活动,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
后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陪着周恩来前往苏联,进行了治疗。期间,和周恩来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940年8月8日,在结婚15周年“水晶婚”纪念日当天,和周恩来在重庆合影留念。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不许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为了顾全大局,再也没有跟随周恩来总理出国。但对丈夫的关怀却从来就没减少,写信要求丈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在丈夫重病期间,一直在身边陪伴,给了周总理极大的安慰。
1988年,看到院子的海棠盛开,想起相伴了51年的爱人周恩来,为他写下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文中,写道: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一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二十六年了,我比你住得还长,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7周年,向和周恩来总理的爱情,致以最高的敬意!